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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35选7走势图表:國家認同視角探析播州土司制度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18-10-13

辽宁35选7图表 www.bfptp.com 摘要

  國家認同是社會成員自視為國家政治共同體成員的心理和行為[1], 包括對國家權力權威、國體政體及法律制度的精神性歸屬與實踐性行為選擇, 是國家凝聚力、向心力的表現, 關乎國家治理的合法性, 其國民意識屬性維系一國存在和發展。在王朝國家時代, 秦漢至明清等朝臣民的國家認同是對統一國家結構的認同, 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 對統一語言的掌握[2], 尊崇國家的權力權威、國體政體和法律制度, 履行政治、經濟、軍事和文教義務。秦漢至明清等朝續遞國家治統, 在國家整合與治理體系能力建構完善中, 歷朝臣民尤其邊遠地區民族首領的國家認同始終貫穿權力互動與利益博弈。作為歷史悠久, 影響一方的地方民族勢力, 播州土司自唐宋至元明時期與王朝國家的關系, 經歷自忠順歸附至悖逆對抗的過程, 其國家認同表現在是否做到權威順服而謹遵職銜承襲制度、恪盡臣職而履行朝貢納賦義務、效忠納誠而遣派土兵征調駐防、崇文向化與認同共享中原文化等方面, 在正向認同基礎上, 在中原文化認同共享上產生?;? 使其悖逆國家、敗亡家族基業, 反映中央與地方、國家與土司間的互動關系和影響因素, 對深化土司國家認同研究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

國家認同視角探析播州土司制度

  一、謹遵職銜承襲制度

  自唐末宋代, 楊氏土官世襲統治播州, 使領地成為邊方重鎮, 被元明等朝施以土司制度。楊氏為中心的播州土官演為世職土司。作為封建王朝的王臣與國家的治理機構, 播州土司由于家國同構的特殊關系, 總體做到將家族認同、地域認同和自身“中央化”與土民“內地化”統一起來, 國家認同的表現之一就是認同元明等朝續遞的國家治統, 恪守土司職銜承襲制度。

  囿于中央集權統治能力有限、軍政管控成本高昂和民族地區發展狀貌, 秦漢以降, 歷朝利用地方民族首領, 羈縻統治西南等民族地區和各族民眾。盡管學界對播州土司的族源族屬糾纏不清, 但公認楊氏土司及其先人具有國家意識。除唐末“應詔募兵”靖亂外, 播州土官順附宋朝, “宋室每資其兵力以救蜀”, 抵敵金、蒙古軍隊, 維系王朝社稷。元明等朝續遞國家治統, 實行土司制度, 播州楊氏等歷代土司及各族土民的國家認同表現之一就是敬畏順服元明等朝的權威權力, 遵守執行王朝的體制制度。

  播州土司楊氏等以宋朝遺臣的身份, 確認和鞏固自身地方統治合法性, 以“王臣”身份, 繼續統治邊遠民族地區, 行使“招諭復業”和“存恤”土民的國家職能?!蹲褚甯?middot;土官志》記載:面對宋室崩潰和元世祖詔令進逼, 播州土司“ (楊) 邦憲捧詔三日哭, 表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之地降。”[3]卷31,《土官志》由于土官地廣勢大, 王朝國力有限, 元朝于至元十四年 (1277) 允準楊邦憲領職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 后改職宣慰使, 行播州軍民宣撫使、播州等處管軍萬戶, 仍佩虎符?!蹲褚甯?middot;建置志》指出:“蓋楊氏至宋末浸大, 朝廷所置之縣在其境內者, 大都即遣其酋豪長之。縣置, 亦徒有虛名。縣廢, 亦依然。酋長、土舍、把目隨其所便。”[3]卷2,《建置》明朝太祖朱元璋平定川蜀, 整合西南等地土司土民到王朝國家。洪武五年 (1372) , 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同知羅琛、總管何嬰、蠻夷總管鄭瑚等順附新朝, 貢獻方物, 納換前朝的金牌、銀印和銅章, 楊氏、羅氏等土司得仍原職, 何嬰等得職長官。明太祖《賜羅琛敕》云:“爾羅琛系播州宣慰使司同知也。比者聞我聲教即稱臣入貢。朕用嘉之, 特加爾奉議大夫職銜。茲仍立播州宣慰使司職, 命爾同知司事。”[3]卷42, 《藝文志一》

  對土司職銜承襲, 元明等朝最先“聽其土俗”, 而后漸有定規, 體現出國家權威權力對土司及土民的干預與約束, 穩固播州楊氏等土司職銜的續遞秩序, 保障土司自身的政治利益, 避免民族地區出現權力真空, 強化了國家統一與地方治理。史志文獻與研究成果表明:在元明兩代, 播州楊氏土司的職銜承襲“家法”總體模仿封建王朝“嫡長子繼承制”, 以“父職子嗣”為主, 但也有夫人攝政履職、“叔侄續職”和“侄叔續職”等情況, 亦曾引發土司家族內訌, 時有族裔爭襲職銜。

  北宋播州土官楊文襲職, 其叔楊光榮欲借兵奪位, 后嗣職土官楊惟聰幾遭楊光榮毒害。南宋播州土官楊粲襲職, 同母弟楊煇恃父寵欲奪其位?!蹲褚甯?middot;土官志》記載, 楊漢英“五歲而孤, 其母貞順夫人田氏攝政”。至元二十四年 (1287) , 播州土司楊氏“族黨構亂, 殺貞順夫人。漢英衰绖入奏, 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以徇”。土司楊輝欲私廢嫡子楊愛, 改立庶子楊友為宣慰使, 以安撫使宋韜不具結承保作罷。楊友伙同長官張淵等謀刺、誣告楊愛, 后以張氏論斬、楊友撤職告終。成化二十二年 (1486) , 土司楊愛遭兄宣撫使楊友訐奏, 明帝命刑部侍郎何喬新往勘。次年, 何喬新奏:“輝在日, 溺其庶子友, 欲令承襲。長官張淵順之。安撫宋韜為楊氏家法立嗣以嫡, 愛宜立?;圓壞靡? 立愛。又欲割地以授友……淵乃與友謀刺愛。淵弟深亦與謀, 不果……帝命斬淵、深。以愛信讒薄兄, 友因公擅殺, 且謀嫡、盜官錢, 皆有罪。愛贖, 復任, 友遷保寧羈管。”[3]卷31,《土官志》土司楊相欲使庶子楊煦襲職, 被嫡子楊烈與其母張氏兵逐水西并客死他鄉。“楊相之祖、父皆以嫡庶相爭, 梯禍數世。至是, 相復寵庶子煦。嫡子烈母張悍甚, 與烈盜兵, 逐相走, 客死水西。”[3]卷31,《土官志》此外, 土司楊漢英無子, 以弟播州招討安撫使楊如祖子楊嘉貞嗣職, 屬叔侄續職。楊元鼎無子, 土司夫人田氏以楊如祖季子、嘉議大夫、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播州沿邊溪洞招討楊使城子楊鏗嗣職, 為侄叔續職。

  二、履行朝貢納賦義務

  元明王朝實行土司制度, 額定土司朝貢納賦的國家義務, 將其視為考察忠順國家的標尺。因此明田汝成指出, 除軍事征調外, 朝貢納賦是土司“其所以圖報國家者”。[4]卷79,《土官》朝貢納賦是土司土民與王朝國家、內地各族的物資和文化交流, 也具有敬畏順服國家權威權力的政治意義。“朝貢, 象征著土司對中央王朝的臣服, 納賦, 意味著土司地區已歸屬中央王朝的版籍。”[5]142朝貢納賦制度強化土司土民的歸屬感和國家意識, 土司貢賦與國家獎賜, 充實王朝國庫, 加強中央政府與各族土司的權力流動, 促進邊遠民族地區與內地、各族土民與其他民族的政治聯系和經濟文化交流, 帶動先進生產工具、技術適宜作物的傳播和推廣, 改善交通條件。

  元朝延續羈縻統治傳統, 地方治理“參用土人”, 參照內地賦稅制度, 立賦法, 征租賦?!對?middot;地理志》記載:“云南、湖廣之邊, 唐所謂羈縻之州, 皆賦役之, 比于內地。”[6]《元史》卷58,《地理志》朝貢納賦是元朝國家整合和地方治理體系能力建構的重要方面, 包涵著土司對國家權威權力和制度體制的畏服與尊崇, 國家要求土司履行朝貢納賦義務, 拒不落實便強征, 甚至發兵征討。較元朝, 明朝完善土司貢賦制度。萬歷《明會典·朝貢四》記載:“湖廣、廣西、四川、云南、貴州腹里土官, 遇三年朝覲, 差人進貢一次。具本布政司給文起送, 限本年十二月終。到京慶賀, 限圣節以前。謝恩無常期, 貢物不等”[7]卷108,《朝貢四》, 主要有常規朝貢、慶賀朝貢、謝恩朝貢和襲職朝貢等類型。在元明王朝國家整合和國家治理體系能力建構中, 播州土司國家認同的又一表現就是履行朝貢納賦義務。“每逢中央王朝改朝換代, 播州土官都赴朝獻地納土, 內附稱臣, 接受朝廷封賞, 對維護國家統一, 發展少數民族地區和內地政治、經濟聯系, 促進地方的開發, 有一定的積極意義。”[8]1197-1198

  播州土官土司統治長達七百余年, 楊氏等地方民族首領畏服國家權威權力, 尊崇王朝的制度體制, 履行朝貢義務。“播州各級土官從明洪武五年 (1372) 至萬歷二十四年 (1596) , 朝貢151次, 其中洪武22次, 永樂20次, 洪熙2次, 宣德24次, 正統17次, 景泰3次, 天順3次, 成化11次, 弘治11次, 正德10次, 嘉靖18次, 隆慶2次, 萬歷8次。為同時期西南土司中朝貢次數最多者, 貢品亦較豐厚。”[8]1199播州土司向元明等朝朝貢納賦, 體現了權力、物資與文化的上下交流, 形成事實意義的“官方貿易”, 強化了國家與土司、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至元十八年 (1219) , 元朝詔命播州土司“每年親貢方物”。至元二十七年 (1290) , 楊漢英進貢雨氈千條?!短婧槲涫德肌芳竊?洪武五年 (1372) 正月庚申, 播南故元參政余仲方來朝, 貢馬。同月乙丑, 播州宣慰使楊鏗、同知羅琛、播州總管何嬰、蠻夷總管鄭瑚等來朝, 貢方物, 納元所授金牌、銀引、銅印、宣敕。詔賜鏗等綺、帛、衣服, 仍置播州宣慰使司, 鏗、琛皆就職, 改總管為長官司, 以嬰等為長官司長官。自洪武八年 (1375) 始, 播州土司“每三歲一入貢”。洪武二十年 (1387) , 楊鏗入朝貢馬十匹, 被明太祖諭以守土保身之責, 賜鈔五百錠。楊升九次朝京賀萬壽, 貢馬, 于永樂十五年 (1417) 貢馬三百匹, 被明帝賜以白金、襲衣和鈔幣。楊綱三朝京師, 被明英宗錫赍有加。萬歷十四年 (1586) , 楊應龍貢獻七十根大楠木, 被賞賜飛魚服。

  為體現寬仁和籠絡土司, 元明等朝鼓勵、獎勸播州土司貢納, 強化了元明等朝與播州土司的政治聯系, 推動了民族地區的經濟開發和文化交流, 深化了土司土民的“內屬”和國家認同。至元二十七年 (1296) , 元世祖“詔郡縣上計”, 遭“播之鄰境拒命”, 但土司楊漢英“括戶口、租稅籍進”, 晉職播州等處管軍萬戶。至洪武七年 (1374) , 明朝中書省奏告皇帝, 認為播州宣慰使司地既入國家版圖, 理應等同王民收其貢賦, 每歲納糧二千五百石以為軍儲。對此, 太祖朱元璋認同征取貢賦的建議, 但以其率先來歸, 為獎勵土司政治歸附, 批準“所有田稅隨其所入, 不必復為定額以征其賦”。宣德三年 (1428) , 土司楊升“賀萬壽節”, 被“禮部議以半賞”, 明帝以其遠道而來, 詔命“勿奪其賜”。

  三、遣派土兵駐防征調

  元明清朝允準土司擁有私人性質的土兵武裝, 故土司國家認同的表現之一就是土司土兵參與拱衛社稷、征御敵國和鎮壓反抗等國家行動。由此而言, 保境安民和奉調從征是播州土司國家認同的重要表現。

  元朝延續羈縻統治傳統, 治理云南時“參用土人”, 在西南等民族地區設置長官至宣慰等職銜的土司, 地方民族首領及其統隸的土兵武裝被整合到王朝國家, “土酋私聚之兵也為國家所用……不僅出境作戰, 而且從事屯田以自給軍糧”[9]。各族土司作為“王臣”, 對西南等民族地區實行間接的國家統治, 土兵成為國家征調駐防的力量。明代土司制度更趨完備, 土司及其土兵承擔保境安民和奉調與征用的義務?!睹魘?middot;土司傳》指出:“西南諸蠻……迨有明踵元故事……聽我驅調”。[10]卷310,《土司傳》《明史·職官志五》對“西南諸蠻夷”“定征徭差發之法”:“皆因其俗, 使之附輯諸蠻, 謹守疆土。”[10]卷76,《職官志五》明代各族土司有文武之別, 屬軍政一體的地方民族政權, 通過總管、統治、治中、判官、推官、經歷及大小役吏等, 實行間接的國家統治, 兼管領地的軍事、行政、治安、教化、貿易及賦稅諸事, 將拱衛王朝社稷、維護國家統治和?;ね了就撩窶嬙騁黃鵠?。播州土司利用土兵, 建設和駐防領地的軍事屯堡, 維持土司政治和社會秩序。成化十二年 (1476) , 明朝議設安寧宣撫司并懷遠、宣化長官司, 建靖南、龍場等屯堡。土司楊輝征發五千兵民修立治所, 奏稱“播州向設操守土兵一千五百人, 今播守懷遠、靖南、夭漂、龍場各二百人、宣化百人、安寧六百人, 其家屬宜徙之同居, 為固守計”[3]卷31,《土官志》。

  自唐末入播以來, 楊氏土司及其先輩等認同唐宋等朝續遞的國家治統, 利用土兵武裝拱衛朝廷社稷。除楊端等唐末應募奉詔復播外, 宋代播州土官利用土兵拱衛朝廷社稷。楊選感念南宋高宗“靖康之恥”“慨然有恢復志”, 務農征兵。土官楊價于端平二年 (1235) “請兵自效”, 拒阻蒙古軍隊, 以五千“家世自贍兵”解“青原之圍”。楊文在淳佑三年 (1243) 至咸淳三年 (1267) 六次派兵援蜀, 維護宋朝統治。史志學者認為:播州土官“率兵抗擊蒙古”, 南宋理宗時, “土官領地, 是祖國版圖的一部分, 凡在邊境的土官, 有保境撫民, 抗擊異族和外國侵略之責”[8]1197-1198。播州土司順附元明等朝的權威權力, 服從國家征調, 體現對國家的忠誠?!蹲褚甯?middot;土官志》記載: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 (1381) 敕諭播州土司:“比聞爾聽浮言, 生疑貳。今大軍南征, 多用戰騎。宜率兵二萬、馬三千為先鋒, 庶表爾誠。”[3]卷31,《土官志》

  元明時期, 播州土司奉征緬甸、安南等國, 確認自身與明朝的國家關系。至元十九年 (1282) , 元世祖“詔令亦西不薛及及播、思、敘三州軍征緬國”;二十一年 (1284) , “敕令思播田、楊二家二千同征緬”;至元三十年 (1293) , “遣使督思、播二州及鎮遠、黃平, 發宋舊軍八千人從征安南”。[8]1199萬歷二十年 (1582) , 楊應龍“坐法當斬”。“會倭大入朝鮮”, 明朝“征天下兵”, 楊應龍“愿將五千兵征倭自贖”。此次播州土司自請領兵赴朝抗倭, 非出自愛國真心, 且以明軍先行出發而未果, 但楊應龍借國家“詔釋”之機, 脫身回到領地, 為其悖逆國家、反抗朝廷留下禍患。

  作為元明等朝的“王臣”, 播州土司及其土兵奉調鎮壓各民族的反抗, 維護國家統治。大德五年 (1301) , “宋隆濟及蛇節等叛”, 元朝“詔令 (劉) 國杰將諸翼兵, 合四川、云南、思、播兵以討之”。土司楊漢英在大德三年 (1299) “奏改南詔驛道”, 于大德五年 (1301) “輦運軍食, 無乏”, 于大德八年 (1304) “以轉輸軍餉勞”, 免一年國家稅糧, 助討部蠻桑柘之亂, 鎮壓黃平南蠻蘆奔和新部黎魯等。明朝倚重播州土司維持一方統治, 征調播州土兵, 鎮壓“當科、葛雍十二寨蠻人”“谷撒等四十一寨蠻”“渡江諸苗黃龍、韋保”“凱口爛土苗”“真州苗盧阿項”和“討米魯”。“萬歷十四年 (1586) , 朝廷征調播兵鎮壓四川‘松潘諸番’。次年, 征調播兵‘入討邛部屬夷’。十八年, ‘復調應龍領兵征疊茂’。”[8]1197-1198明萬歷十五年 (1587) , 邛部夷撒假和雷波夷目楊九乍、黃郎夷首安新反明。楊應龍于次年奉調, 追隨總兵李應祥前往平討。“萬歷十六年, 撒假糾眾由大木瓜兩路突擊官兵。播州兵大呼, 李應祥截取其械杖始退。”[11]對此, 《播州營碑記》云:“皇明萬歷十六年戊子歲春三月, 播州宣慰使司驃騎將軍楊督統兵萬, 奉行天罰, 屯營于此, 俘殲賊倮, 掃穴梨庭, 刻石為記。”[12]

  四、共享中原文化

  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過程中, 中原文化是王朝國家凝聚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血脈[13], 播州歷代土司認同元明等朝續遞的國家治統, 參與建構以皇帝為中心、“天下共主”的等級秩序和國家體系[14], 認同共享中原文化, 具體方式是崇儒興學和振興科舉[15]。由于憂懼中原文化過度同化, 削弱自身統治地位, 損害土司統治利益, 播州土司在中原文化認同共享上發生認同?;? 廢止宣慰司學, 成其最終走向認同國家反面的文化和心理原因。

  播州土司畏服國家權威權力, 出于政治考量, 在土司建筑、政權建構、起居穿著、軍政活動等方面推進“國家化”, 視中原文化為最高境界并認同共享之[13], 利用中原文化鞏固土司政權, 拱衛土司統治, 管控民族地區社會, 培養精英人才[16], 實現地方民族政權的國家治理職能, 獲取和保持自身統治利益。

  為標榜家族功業和強調身份尊貴, 播州楊氏等土司具有甚高的家族認同和地域認同, 受中原文化和宗法制度的影響, 立祠堂, 編家譜。明宋濂《楊氏家傳》稱楊氏源出太原, 入播后, “楊氏以一姓相傳, 據有土地人民, 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 更宋, 涉元, 幾六百年……蓋蒙詩書之澤, 涵濡惟深, 頗知忠藎報君之道……其功在國家, 澤被生民, 可謂厚矣。”[17]《遵義府志·雜記》記載:諸大姓隨楊氏入播, 系“太原陽曲籍”“福州宜黃籍”“太原籍”“交城籍”“廣平清河籍”等, 亦非播州本籍, 也重視家族血統和民族出身。

  播州土司珍惜領地, 到明代甚至萌生悖逆之念?!讀匠餃諒?middot;播上》記載:楊應龍據地自雄, “益奢淫無度, 日事游獵宴飲, 服御僭用龍鳳, 紋宮室違制, 黃金飾戶, 象牙為床。及將凈身男子擅充內官, 選土民美女擅充宮眷。州民有女十三歲以上, 皆獻之應龍, 謂之呈身。須不用, 乃嫁。不呈身而嫁者, 罪至死, 嘗一日而斗割三十二人。聲色滿前, 奏樂飲酒。令州人稱己為千歲, 自朝棟為后主。又于桃溪衙多設池沼亭, 檄廣植花卉, 為游觀之所”[18]卷5,《播上》?!鍛蚶涔β?middot;播酋》亦稱:“龍乃益慓悍亡忌乎, 于海龍囤下題其聯曰‘養馬城中百萬雄兵擎日月, 海龍囤上半朝天子鎮乾坤’, 又匾其門曰‘半朝天子’。于是立朝棟為后主, 而使民稱己為千歲, 太學朱嘉棟、諸生唐顯縉、左史張彩等稱為莊主, 招致亡命。”[19]卷5,《楊應龍中卷》楊氏土司的地域認同膨脹, 自稱“半朝天子鎮乾坤”, 自夸“百萬雄兵擎日月”, 欲與明朝對抗。

  播州楊氏土司等“治播”數百年, 或自愧出身“蠻族”, 努力在邊荒之地推動中原文化傳播和科舉教育興起, “聞四方有賢者, 掇厚幣羅致之”, “留心藝文, 蜀士來依者甚眾”。南宋而元, 播州土官土司崇儒興學, 促進民風變革, 鞏固其統治地位?!蹲褚甯?middot;學校志》記載:“楊氏時守有遵義, 文教蓋蔑如也。南渡后, 選始擇師禮賢。軾益留意變俗, 蠻荒子弟乃多讀書。至粲, 乃始建學。再傳至文, 乃始建孔子廟。則遵義學校之設, 蓋與楊簡之拓臨安, 與權之建錢塘, 同時并著矣。天荒文化, 不以此歟?”[3]卷22,《學校志》楊粲制定《家訓十條》, 要求家族子弟盡臣節, 隆孝道, 守箕裘, 保疆土, 從儉約, 辨賢佞, 務平恕, 公好惡, 去奢華, 謹刑罰。楊價聲稱“累世恪守忠節”, 形成“忠孝家聲”, 請求國家開科取士, 得準歲貢三名士人。楊文留心文治, 建孔廟, 教化家族子弟和各族土民。楊邦憲好書史, 量才酌用南北歸附士人, 為政治教化, 大治學宮, 喜讀濂洛書, 為詩文尚體要, 著90卷《明哲要覽》、64卷《桃溪內外集》, 其妾田氏亦善讀書。楊氏土司認同共享中原文化, “建學養士, 大修先廟”, 在文化交流中強化其國家認同。銅鼓是西南少數民族權力和財富的象征, 楊粲墓室腰坑出土兩面銅鼓, 顯示墓主非漢族身份和中原文化與播州本土文化的關系。受佛教影響, 楊粲墓葬仿木結構的雙墓室頗具漢風, 內部佛龕式布置符合《營造法式》關于佛道寺觀的要求, “說明墓主生前是一個篤信佛教的佛教徒”[20]。經宋元以來的文治教化, 播州的民風大變, “世轉為華俗, 漸漬于禮。男女多樸質, 人士悅詩書, 宦儒戶與漢俗同”?!蹲褚甯?middot;選舉志》:“言播州人士者, 輒曰錮于楊氏……南渡以前, 上下州不相能, 閩羅諸蠻僚世世構殺, 亦不暇修文矣。選始嗜讀書, 歲致四方賢士以十百計;軾益留意藝文, 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 攻文字, 土俗大變。至粲乃建學養士, 價乃以取播士請于朝, 而每歲貢三人。然則天荒之破, 楊氏之功也。漢英以后, 恩寵益隆, 統制益闊, 迄于鏗、昇, 日以驕恣。今觀其時所遺銘刻, 其文爾雅, 率辟舉才, 而撰人徒藉存姓氏……宜其墮先德, 致喪其宗祀也。”[3]卷32,《選舉志》洪武二十三年 (1390) 五月己酉, 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遣子入朝, 請入太學。朱元璋敕諭國子監:“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來朝, 求入太學, 因其慕羨, 時允其請。爾等善為訓教, 俾有成就, 庶不負遠人慕遠之心。”成化十六年 (1480) 五月, 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儒學訓導越雍丁憂, 回原籍貴竹長官司守制。“楊輝訪得本官學行頗優, 請到本州, 令楊友、楊愛從伊讀書作課。”[21]宣德年間, 播州宣慰司學聘請“經明行修”的越升任播州司學訓導, 正統年間有儒學教諭王瑛。嘉靖元年 (1522) , 明朝頒賜播州土司一部《四書集注》。

  必須看到, 隨中原文化傳播和科舉教育興起, 播州土司與王朝國家、播州本土文化與中原文化愈趨沖突。為維系和穩固土司政權賴以存在的文化基礎, 或是地域認同、家族認同膨脹, 不甘被中原文化過度同化。為抵御中原文化對播州本土文化的改造, 播州土司雖然響應明朝崇儒興學的制度要求, 但又停止支持中原文化傳播和興起學校, 楊氏主導的播州宣慰司學等機構遭到廢止?!蹲褚甯?middot;學校志一》記載:“明洪武十三年, 因舊鄉學基, 建播州長官司學, 在宣慰司北。永樂四年, 升宣慰使司學。尋廢, 改建為梓潼觀。萬歷二十八年, 改流置府, 立儒學。”[3]卷22,《學校志一》此外, 播州土司領地內的綏陽尹珍講堂不存, 書院、社學不興, 綏陽知縣詹淑等復建的儒溪書院亦荒廢, 土司及土民的中原文化水平較宋元時期反有下降。播州土司停止扶持政教機構, 消極應對王朝國家傳播主流意識形態, 在中原文化認同共享上發生?;? 成其悖逆國家、反抗明朝的文化和心理原因?!蹲褚甯?middot;藝文志三》云:“綏 (陽) 在楊酋時, 豈無特出之士。緣楊氏不事詩書, 舊民知誦讀者卒少。”[3]卷44,《藝文志三》明萬歷平播總督李化龍指出:楊應龍禁錮文字, 寇仇儒生, 以蒸報為禮義, 視菹醢為名教。受此影響, 明嘉靖播州桐梓傅天鎮雖本性穎悟, 精通經史, 因土司楊應龍禁止讀書, 遂不應舉, 專意于藝術。對此, 清李鳳翧《遵義府科名錄》云:“楊氏守土時, 五司七姓皆世家巨族。而奮跡于文林、飛聲于藝苑者, 歷朝曾不一聞……按:楊氏自唐襲封以來, 酋帥一方, 十三里地皆蠻髦爨棘之種。鱗介之鳳, 冠裳所弗耀也;鴃舌之俗, 文學所不通也。而且山深水險, 僻在天末, 歷朝之聲教所不迄。楊氏又恃其要害, 倨享富貴, 犬馬游獵, 世以臺池園圃為事, 而于詩書庠序概未及之。是以楊氏司播, 凡九百余年, 而其子孫未聞有由科目登顯宦者。職由此矣, 而況于所轄部落之子弟乎?”[22]《藝文志上·序》

  結語

  國家認同是社會成員自視為國家政治共同體成員的心理和行為, 最近十余年被引入到中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領域, 土司國家認同是中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的熱點視角之一。專家學者從宏觀和微觀角度, 探討土司國家認同得以發生、深化和鞏固的內在機制和學科原理, 仍是中國土司學理論構建和方法探索中探索和創新的重要方面。播州土司源起于唐末宋代的羈縻土官, 因其認同封建王朝續遞的國家治統, 畏服國家的權力權威, 尊崇王朝的制度體制, 認同和共享中原文化, 促成自身近八百年的家族基業。在元明兩代, 播州土司總體做到順服國家權力權威而謹遵職銜承襲制度、恪盡臣職而履行朝貢納賦義務、效忠納誠而遣派土兵征調駐防、崇文向化與認同共享中原文化等;但由于獨特自然人文環境、地方民族勢力發展、土司私欲膨脹與誤判形勢、地域認同與家族認同強化等原因, 播州楊氏土司等發生國家認同?;? 尤其中原文化認同共享領域內消極作為, 使其在元明兩代從政治歸附王朝國家走向悖逆國家、反抗明朝, 最終敗亡其近八百年的家族基業。站在國家認同與國家治理體系能力建構完善的角度看, 元明王朝強化國家整合和地方治理的成功經驗是寶貴有效的, 失敗教訓也是深刻慘痛的, 其研究具有理論創新價值和實踐應用價值, 值得學界開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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